上个星期六，我跟随不来梅的老孟等几个朋友去汉堡参加一个华人基督教团契，这
是我第一次去汉堡团契。老孟去过几次，认识一些汉堡的兄弟姐妹。老孟对他们介
绍我说，这就是那个在网上胡乱编写老北京故事的路三歌。其中一位40多岁的邓女
士兴奋地说，原来你就是路三歌，太巧了，我也是北京人，我爷爷过去也住菜市口，
也开过旅馆，也玩票在茶馆说过评书。你写的那个班三爷是不是我爷爷啊？ 

我说，我的故事有点真实的影子，但是很多还都是创作的，不能等于写的就是你爷
爷，如果我编的故事与你爷爷的故事相同，那纯属是巧合。 

邓女士开朗地笑了笑，说，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我只是觉得这故事太巧了。我看你
写班三爷被砸茶馆的奉军抓起来之后，就没他什么故事了，我只是想知道班三爷后
来怎么样了。 

我说，我还没有构思好。 
邓女士说，那你想听听我爷爷后来的故事吗？ 
我眼前一亮，觉得太有意思了，连忙说，想知道，想知道。 

团契活动结束之后，我们来到阿斯特湖边的阿斯特咖啡馆，选了一个面对湖景靠窗
的地方坐下来，叫了咖啡饮料，听邓女士讲述她爷爷后来的故事。 

邓女士说：北伐军打到北京后，把我爷爷释放出来。从此我爷爷再也没有兴趣玩票
说评书，集中精力办他的全英汇旅馆，并在前门火车站附近开了分号，生意红火，
收入很多。 

我点点头说，这个我也想到了。 

邓女士接着说，后来我爷爷的旅馆产业突然一下子就没了。你猜是怎么回事？ 
我说，是因为又打仗了？ 
邓女士说，不是。是因为我父亲。 
我笑了笑说，是因为你父亲抽大烟或者赌博，把家业给败光了吧。 
邓女士也笑了笑，讽刺地说，人说你是个大作家，不过也很俗套。 
我脸红了一下，说，那你说因为什么？ 
邓女士说，是因为我父亲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了起来。为了营救我父亲，我
爷爷把旅馆卖了，用钱贿赂国民党有关人员，最后把我父亲救了出来。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邓女士说，1936年春天。 
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父亲是参加一二九运动暴露的吧？ 
邓女士说，对，我父亲那时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我说，救儿子是天经地义。 
邓女士说，真正的故事在救我父亲出狱之后。 
我问，难道你父亲又被抓进去了？ 
邓女士一笑，说，后来是又被抓进去，不过不是被国民党，而是被共产党抓的。 
我醒悟地说，对了，你父亲这段经历，文革期间不被当叛徒被揪出来才怪。这个故
事真曲折，可以送给我，写进后面的情节里面吗？ 

邓女士说，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故事还不是这些。 
我问，那是什么？ 
邓女士说，我爷爷卖了城里的旅馆之后，把我父亲救出来，又把他送走。然后就到
我家卢沟桥的乡下宅子去住，那里我爷爷还有30亩地，他雇了两个长工干活儿，自
己在家读书。 
我说，其实就是当地主。 

邓女士说，对，就是当地主。1949年芦沟桥搞土改，让我爷爷交地契。别的地主都
老老实实交了地契，但是我爷爷态度特别恶劣，拒不上交。那时候我父亲作为共产
党的一个小干部，也随军进入北京了。我爷爷认为他儿子是共产党，他救过共产党，
土改工作队不能对他怎么样。土改工作队不管那一套，见我爷爷抗拒土改，就把他
给抓了起来。我后奶奶，也就是我爷爷的小老婆，赶忙进城找我父亲，让我父亲去
救我爷爷。你猜怎么着？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悲剧性的情节要发生了。 

邓女士接着说，我父亲严肃地对我后奶奶说，请你回去告诉我爸，服从土改工作队，
把地契交出来。他不交地契，我就不回去。我后奶奶哭着从城里赶回芦沟桥，把我
父亲的话告诉我爷爷。 

我问，后来呢？ 

邓女士说，我爷爷哈哈一笑，对我后奶奶说，没事，他是我儿子，既然他说了，咱
就上交。我后奶奶把地契交给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队放了我爷爷。不料，才过了
几天，上级下指标，芦沟桥一带要枪毙一个恶霸当典型，土改工作队又把我爷爷给
抓了起来。 

邓女士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后奶奶又连夜进城，找我父亲，说我爷爷又被抓
起来了，土改工作队可能要害他。你不是说你爸交了地契，你就回去看看吗？你快
回去吧。 

我着急地追问，那你父亲怎么说？ 

邓女士说，我父亲居然说，我们有纪律，不能干涉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我现在回去
不合适，请转告我爸，要相信各地党组织，他们会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处理的。我后
奶奶又失望地哭着，连夜从城里往乡下赶。第二天早晨，乡里召开公审大会，我爷
爷被押上台，被人压低了头，接受批斗。他几次使劲抬头，往城里的方向看。我后
奶奶知道，他是在等我父亲来救他。我后奶奶在台下想大哭，又不敢，把自己的嘴
唇都咬破了。 

说到这儿，邓女士用掏出纸巾擦了擦眼泪。 

我问，后来呢？ 

邓女士接着说，大会当场宣布我爷爷死刑，当场执行，就拉到永定河边沙滩上被民
兵给枪毙了。我爷爷到死都没有闭眼，眼睁睁地等着我父亲来救他。 

说到了这里，邓女士抽泣起来。 

我这时感到自己很庸俗，很惭愧。等邓女士擦干了眼泪之后，我说，那是历史的悲
剧，人死不能活，你也别伤心了。我一定把这个故事写进去。 

邓女士望着阿斯特湖中的泉水柱，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故事还没有完。我爷爷
死后，我父亲把我后奶奶接进城，跟他一起生活。文革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叛徒，
被押送外地劳改。1979年我父亲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不久我后奶奶也死了。我父
亲亲自把我后奶奶的骨灰送到芦沟桥乡下，找到埋葬我爷爷的地方，把他们合葬在
一起。 

我说，你父亲有忏悔了。 

邓女士说，前年我父亲也病死了。他病危的时候，我从德国赶回北京。他对我说，
在他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到芦沟桥，与我爷爷合葬在一起。 

说着，邓女士又用纸巾擦起眼泪。 

我也禁不住地眼睛湿润了。我想象着，在一个蒙蒙雨天，邓女士和家人捧着共产党
父亲的骨灰，来到地主爷爷的坟前，把他们安葬在一起，点上一支香，让这段不幸
的历史作一个了结。[2007-10-29]